《顯微鏡下的大明》給我們顯現了非虛構寫作，甚至是學術作品影視劇化的一種路徑可能
邱唐
新年的古裝劇，最為吸睛的無疑要屬剛剛收官的《顯微鏡下的大明之絲絹案》（簡稱《顯微鏡下的大明》）。寫實復古的服化道、宛如影戲的打光運鏡以及一眾實力派演員的演技，足以使其在《狂飆》浪潮余波未平確當下照舊趕快崛起成為話題性作品。究其理由，除了張若昀與王陽在《慶余年》里意難平的前緣再續，更主要的是劇作的原著底本本身的出圈。
馬伯庸的《顯微鏡下的大明》是一本獨Q8娛樂城出金問題特而勝利的歷史小說，作者在歷史檔案中爬羅剔抉，以工筆一般的細致筆觸描摹明代中晚期下層社會發作的六個說大不大、說小又不小的案件，淋漓顯現了那時政治與社會生活中官紳與農人、流官與胥吏、文人與黔首甚至朝廷與州縣等各階級的長處轇轕與反映互動。而這種聚焦于下層各方勢力彼此頡頏角力的微觀視角又折射出大明王朝整體政治秩序的種種亂象與危機，隱然卻又堅持地敲奏出大明王朝傾頹的喪鐘。這種巧妙的見微知著、以小見大的微觀歷史寫作，上一次如此轟動，筆者影像中依稀還是上個世紀末的《王氏之死》或者hoya娛樂城 賬戶登入《叫魂》。而作為一部正經堂皇的歷史讀物，《顯微鏡下的大明》卻始終能以一種輕松的、時興的、有趣的，甚至略帶調侃的語言，較為精確地演繹重現有征的史實，能與之相媲美的，恐怕還是17年前的《明朝那些事兒電子娛樂城》。
因此，這樣一部叫好又叫座的大IP的影視劇化當然是引人矚目和期望的，然而《顯微鏡下的大明》的電視劇化卻仍非易事。小說的腳本改編，往往人物、情節都是現成的，重要是體裁的轉換。而《顯微鏡下的大明》差異，它終究是一部非虛構類型的歷史學寫作，而且是基于歷史檔案所展示的片段的單面的史實的演繹。它給讀者帶來的故事往往是不完整的，以本劇的底本《學霸必要死——徽州絲絹案始末》為例，歷史檔案甚至沒有通知我們案件第一男主帥嘉謨（劇中帥家默）其人最最少的根本信息，他做何生計？案發前他有怎樣的人生履歷？他又為何要發動這一場牽動東南官府的奇案？這樣的信息不完整在歷史研究領域是許可的，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嘛。但作為電視劇腳本，原著所反應的史實則是遠遠不夠的。電視劇至少需要一個完整的故事，因而從重現歷史的《顯微鏡下的大明》到電視劇《顯微鏡下的大明》，中間需要改編填補的空間和難度都是巨大的。
在我看來，《顯微鏡下的大明》的腳本化創作是可圈可點的，電視劇讓整個案件加倍清楚清晰，更讓裹挾進案中的各方勢力加倍鮮活生動。那些只存在于公府文書上莊重正大的落款變成了皺著眉頭、搖著扇子，或于庭前逡巡，或于暗室相商，為了自己的官聲與長處，合縱連橫、狡計迭出的各級官員；那些檔案里隱隱綽綽、似有卻無的鄉紳豪族則具象出來，瞇著眼兒抿著嘴兒，處江湖之遠卻操控著青萍之末，牽動著廟堂之高；歷代士人普遍價值觀所不齒的興訟之棍徒，終于也能夠借影視形象宣泄自己的才幹、野心、委屈與不甘；而史料幾乎不及片語的胥吏們，終于也能夠在屏幕上活躍潑地出鏡了，或低眉諂笑逢迎上官，或金剛怒目欺凌黎民，或捋著髭須擺弄心中的小算盤，昭示著他們才是封建帝國下層統治最關鍵的環節：《顯娛樂城 平台微鏡下的大明》至少給我們顯現了非虛構寫作，甚至是學術作品影視劇化的一種路徑可能，這種以啟山林的精神與嘗試，本身便是很有意義的。
然而，若單就電視劇而論，《顯微鏡下的大明》的疑問卻是突出的，首當其沖的，便是腳本的改編并不算成熟。這也許是底本質質在腳本創作層面自然的缺陷，重要腳色始終展示出扁平化特征，無論空降的知府、在地的縣官、刁鉆的狀師、猥瑣的胥吏、陰狠的鄉紳還是憨愚的黎民，全劇除了帥家默幾乎沒有其他個體的人物，有的只是一方勢力群像的典型，腳色缺乏這一個的特色，觀劇時我總在恍惚，仿佛看一眾腳色在行禮如儀地玩一場腳本殺。這也許其實是非戰之罪，基于史實寫作的改編總歸會有一些確認性和局限性的桎梏，歷史結果不容篡改，史料紀實又并不完整。劇中許多主要人物在原著中可能也只是一個名字、一篇文書而已，通過極其有限的史料，把每一個人物形象都變得十分立體、豐滿，確切是不可能的，這就需要編劇的二次創作予以填充。因而，嚴厲的歷史研究在影視劇改編過程中著實考驗編劇敢不敢動的勇氣與動哪里、怎麼動的聰明。
事實上，《顯微鏡下的大明》對于原著的修改不可謂不大，但失望的是，假如說腳本沒有動的部門造成了劇作的瑕疵的話，那麼腳本擅動的部門則造成了本劇最大的硬傷與敗筆：無知出于什麼目的，電視劇中觸發一州安全的線上撲克室官府不小震動的絲絹案的始作俑者帥家默被設定成為一個只對數字特別敏感，在其他方面智力表現有明顯缺陷的算呆子。盡管歷史上的帥嘉謨確是有些偏執、認死理在身上的，不然也不可能用盡數年之心力，盯住一個不是僅僅陰礙自身長處的、收了兩百余年的稅目大興辭訟，引來身家之禍。但緣情度理，一個只會算賬，其他事務一竅不通暢，甚至連話都說不明了的真傻子，即便算出人丁絲絹稅的疑問，又如何能夠攪皺從縣、府直至南京戶部大明官府這一池春水呢？事實上，歷史上的帥嘉謨非但不呆，甚至可以稱得上人情練達。他之所以能夠推動絲絹案觸發各級官場的珍視，算學才華不過是一個條件而已，其對于明代典籍、法律的熟稔水平，對于各級官員差異心態的精確拿捏，對于整個大明王朝盡力機械運行的邏輯與條例的了然于胸，甚至對于本鄉耆老與高官的有效互動都是缺一不可的充分必須前提。假如帥嘉謨無知道如何呈文，假如他無知道《大明會典》各地貢賦的紀實體例，假如他不能贏得當地鄉紳富戶和朝中高官的資金和資本挹注，假如他沒想到把自己的主張與那時均平一條鞭法的國策勾連起來，假如那時的應天巡撫不是剛直的海瑞，甚至假如帥嘉謨無知道及時出迴避禍，這個案子早就無知道在哪個環節上無聲地湮滅了。
為了劇情能夠順利地駛向預定的終點，編劇開始給算呆子配助攻：好兄弟生員豐寶玉擔當應付官面上的事務，肉案女掌柜豐碧玉擔當出錢，歷史上從未謀面的鄰縣程仁清（史料作程仁卿）不僅分擔了帥嘉謨原來的訟師地位，還要亦正亦邪地在關鍵時刻擔當救呆子的命。不禮貌地講，這些腳色幾乎都是廢筆，不過是用來圓算呆子這一個錯漏百出的奇怪設定的拙劣工具人罷了。要問的是，明明算呆子的人設既不符合原著與史實，更逸出情理之外，為什麼劇版還要做出這樣的改編呢？在我看來，腳本有意不經意地落入好萊塢經典的商務片編劇慣性的窠臼，展示了一個大明版的《阿甘正傳》：過往非命、身出缺陷的凡人英勇，只要努力就一定會勝利。而劇版的結果也改得過于光明白：所有的壞人都得到了應有的懲罰，錯繳的稅負得到糾正，帥家默成了造福桑梓的大人物。盡管這種光亮化調換好像更符合電視劇作品大團聚的慣例，但原著最為人稱道的對于明代統治危機的深刻揭示，終極在程仁清的嬉笑怒罵和豐寶玉的豪邁陳詞中消散了，其實讓人失望。
誠然，《顯微鏡下的大明》的電視劇改編，就我視力所及，恐怕只能說是通俗的歷史研究作品走向電視劇市場的發軔之作，一味的挑刺也許顯得過于苛刻了，但跟著信息散播專業的革命與民眾接納信息習慣的變更，帶有學術意味作品的影視化改編好像隱然將形成一種潮流與風氣。那麼這一過程中什麼能動什麼不能動，又怎樣進行改編？可否闖出一條超越一般意義上歷史演義或者戲說的新路？如何均衡好電視劇劇情完整生動與歷史寫作的真實？如何避免僅有基于史實的皮相而掙脫不了實質上情節建置的路徑依賴？這些恐怕是影視劇從業者當下不得不思索的一系列主要命題。
（作者為華東政法大學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