鳴沙山東麓這一排排洞窟內外
時而繁榮，時而蕭索，時而沉寂，輪迴往復
3月初，敦煌依然冷氣襲人，冰凍的宕泉河蓋住著白雪，旅游業復蘇的端倪尚未傳導到這個沙漠邊緣的旅游城市。城內一家挨著一家的旅店門可羅雀，一些餐館大門緊閉，只等旺季開張。
旺季將是另一番景象。不少出租車司機都記得，有一年國慶，在流經市區的黨河邊，訂不到房的游人就地扎帳篷留宿。
更早以前，敦煌八成游客都是外國人，先是日本和韓國人，后來泰西游客多了許多。特意來敦煌的老外，不少都對中國文化有相當的嗜好，會些簡樸的中文。許多外國人只知有敦煌、無知有甘肅，敦煌的名氣都來自城東南25公里的莫高窟。
如今從外觀來看，敦煌的國際化僅僅體目前外國游客身上，整座城市與其他四五線城市并無分別。但在兩千長年前，敦煌就已成為真正的國際化都市，絲綢之路沿線各國的商旅在此匯集，開展國際貿易，街上行走著各種膚色的面孔。
最近三年，少少有外國游客來到敦煌。敦煌在等候著人們重返。
但對于莫高窟來說，疫情三年的旅游業蕭條倒不完全是壞事。洞窟里懦弱的壁畫、彩塑，難得地得到了休養。這是至少二十年來都不曾有過的時機。
忍冬紋的含義
在兩千年敦煌建城史和1600長年莫高窟歷史中，可以挑出許多主要時刻，開始陳說敦煌的故事。
比如西漢早年，19歲少年將軍霍去病穿過祁連山擊潰匈奴，將敦煌首次納入漢朝版圖的那個時刻；比如武則天繼位冠天下娛樂城官網優惠，莫高窟最大的巨型佛像動工開鑿的時刻；比如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清理洞窟偶爾發明藏經洞的那個時刻；比如1907年5月某天夜里，英國人斯坦因進入藏經洞挑揀文書的時刻；比如1935年，常書鴻在巴黎塞納河邊見到《敦煌石窟圖錄》而猛受震驚的時刻，以及8年后，他第一次騎著駱駝眺望九層樓而驚心動魄的時刻……
這些傳奇的剎那，串聯起敦煌莫高窟不普通的身世。如今，我們可以從另一個時刻開始進入敦煌。
那是1995年一個夏日雨后的傍晚，莫高窟前的宕泉河突兀漲水，時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長的樊錦詩引領哨兵隊戰士壘沙包抗洪。她猛地抬頭，突兀看見三危山上空一道金光閃現，金光背部的山丘黯然變成白色。金光消逝后，湛藍的天空中，又展現兩道相交的長虹。
這個時刻給樊錦詩帶來的震動，并不僅僅來自天然的奇觀，而是與歷史的相遇。這道金光證明，關于莫高窟的一個傳說也許并非大話。
相傳公元366年，一位名叫樂僔的和尚來到敦煌鳴沙山東麓，突兀見到金光燦爛，好似有千座佛閃現。樂僔受佛光感召，停下云游腳步，在斷崖上開鑿了一個修行的洞窟。不久，另一位法良禪師在旁邊也開鑿了一個窟。
這段紀錄于莫高窟第332窟《李君莫高窟佛龕碑》上的故事，陳說了唐代時流傳的莫高窟最早兩個石窟的由來，真假已不可考，考古學者至今也沒有確定它們的位置。
那時，敦煌處于十六國的前秦統治之下，這兩個最早的窟僅供僧人禪修之用，既無壁畫也無彩塑。等到莫高窟大規模開鑿，并裝飾起壁畫和雕像之時，已經是幾十年后的北涼。石窟的性能從禪窟，逐步擴展到有宗族祠堂性能的家窟、紀念功業的功德窟等，規模最為弘大的石窟，根本都是由當地世家大族營造，包含有中心王朝的場所官和割據政權的首級。
毗鄰的第268窟、272窟和275窟，現在確定為莫高窟最早的三座石窟，許多學者以為是北涼時開鑿，有北涼三窟之稱。北涼三窟里，外來元素有顯著的存在感。第275窟南壁上，畫著一幅悉達多太子出游四門的故事，人物有明顯的印度風格：上身半裸，下著長裙。但畫中的城門，則完全是中國式的城闕。這說明在敦煌初期石窟中，印度等外來元素與中國元素并存。
中外元素混合的形象，在敦煌石窟有大批反應。此中袒胸露乳的裸體，正是南亞風格最明顯的例證，印度高溫，人們習慣裸露上身。北涼石窟的裝飾圖案中，還頻繁出現一種忍冬紋紋樣，其祖籍比印度更迢遙。忍冬紋最早源于古埃及和兩河流域，可能是棕櫚葉的抽象化，后來傳入古希臘，再經中亞跟著佛教藝術傳入中國。
忍冬紋就像一個信使，聯系起埃及、兩河、印度、希臘幾大世界最重要的古代文明，一路向東，終極將中漢文明也連結了起來。
從北涼途經北魏、西魏、北周幾朝，敦煌外來藝術風格逐步減弱，中原風格趨強。但如敦煌研究院黨委書記、美術史學家趙聲良所說，差異文化的發展與混合，并不是如西風壓倒東風那樣非此即彼，而是在長期共存的歷史中，連續不斷相互切磋和吸收，從而連續不斷地混合。由於外來佛教文化的沖擊，中漢文化增加了無數新鮮元素。
莫高窟第45窟陳設著一組七身群像，此中兩座菩薩像上身側傾，站立成S形的婀娜體態，散發出松弛感。菩薩慈眉善眼，身體略豐腴，脖頸、腹部有意刻畫出了贅肉。這兩座臉孔可親的菩薩，有敦煌最美的雕像之稱。與前代比擬，唐朝雕像以寫實和個性化手法，將人間氣味注入泥塑。隋唐期間，菩薩溫婉，天王剛健，恰是彼時民間婦女、將軍、士兵等人物的寫照。敦煌藝術完工了中國化、人間化的嬗變，不論佛、門生還是菩薩、天王，都顯得真實可感，他們不再是遠離人世的神。趙聲良說。
敦煌登峰造極的壁畫，則以第220窟《無量壽經變》為典型。1943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研究人員進入這個洞窟時，滿眼是宋代或西夏的滿壁千佛像，但唐代的畫風卻在千佛基層透露出來。研究人員提防翼翼剝去上層壁畫，初唐杰作赫然重暉。
此窟壁畫每幅都是上乘之作，尤其是南壁《無量壽經變》，氣勢恢宏，佔有整面墻。佛教經變畫，本意是由佛經變成的畫作，以便不識字的黎民讀解。畫中，無量壽佛和三十多位菩薩置身七寶池中，金沙鋪地，碧波蕩漾，樂師奏樂，歌伎起舞。藍天中樓閣聳峙，天樂不鼓自鳴，天女虛空散花，整個畫面形成海闊天空、幽深高遠的境界，描畫出空想中的神靈棲身的極樂世界。
在敦煌研究院文物數字化研究所的辦公樓里，第220窟《無量壽經變》和《藥師經變》數字化高保真復制壁畫陳設在大廳兩側。通過數字化采集、加工和復原，敦煌的壁畫、彩塑乃至整座洞窟被復制，各地大眾得以一睹真容。敦煌研究院數字化所副研究館員余生吉說，敦煌研究院已經完工近289個洞窟的數字化攝影采集，過份莫高窟一半有壁畫和彩塑的洞窟。這已經花去了30長年時間。
大衛雕塑與敦煌佛像
同在甘肅省，從省會蘭州抵達敦煌，如今最便捷的交通方式是坐飛機。狹長的甘肅地圖上，敦煌在最西端，這里也是河西走廊的盡頭，古代從中原進入西域的門戶。
1942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首任所長常書鴻從重慶動身，飛往蘭州機場。當年年底，在蘭州召開的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備委員會會議上，有人提議將研究所設在蘭州，常書鴻反對：蘭州距敦煌1200公里，這麼遠怎麼搞保衛，怎麼搞研究呢？
提起塞外戈壁灘，許多人談虎色變，常書鴻好不容易才召集起一支6人的隊伍。1943年2月20日動身，他們坐汽車走了一個月，才途經河西走廊達到安西，接著雇了10頭駱駝，走完最后120公里。20年后，北京大學考古技術學生樊錦詩到敦煌實習，甘肅已通火車，她也坐了三天三夜，最后換成拉煤的卡車才抵達。
這個交通不便的沙漠之城，古代卻是交通要道。自從張騫打通絲綢之路后，敦煌一直位于絲路必經之路上。從長安或洛陽經河西走廊，過敦煌，經樓蘭，穿西域，終極通向今日的阿富汗、伊朗、埃及和波斯灣。自西漢至明朝一千五六百年里，敦煌扼守著中西交通的咽喉，反常繁榮，史稱華戎所交，一都會也。
敦煌由此成為東西方貿易中央和商品中轉站，而敦煌文化也由此興起。尤其是魏晉南北朝天下大亂，不少大族和士人遷居河西避難，提拔了敦煌的文化程度，佛教開始廣為流傳。
在政治、經濟、宗教、風俗等方面，敦煌都在東西交融中形成了獨特風格。而千年過后，拂去塵埃，唯有石窟所凝固的藝術，鮮活地幸存了下來。
石窟這種建筑格式由印度開創，在公元2世紀至1世紀，印度就出現了貢塔帕里、巴雅、納西克等佛教石窟。石窟傳入中國的第一站是新疆，西域龜茲古國佛教興盛，開鑿了如今中國境內最早的佛窟。今日新疆拜城縣的克孜爾石窟里，壁畫中的人物有歐洲人般雄偉強健的體格，面部額頭廣闊, 鼻梁高聳, 大眼薄唇，可見希臘神采。
佛像的起源正與希臘有關。佛教在印度誕生之初，并沒有建造佛像的傳統。公元前4世紀，馬其頓王國亞歷山大大帝東征，將領土擴展到南亞和中亞，也將地中海的希臘文化播撒到亞歐大陸腹地。希臘文化中最刺眼的創新之一——人像雕塑——與佛教結合，誕生了具象的佛像。最具典型性的中亞犍陀羅佛像，有著歐洲發式、希臘鼻子、波斯胡髭、羅馬長袍、印度薄衣。
佛教東傳后，在中國的石窟中，不僅能見到希臘藝術風格的滲入，還直接引入了一些希臘形象。例如希臘神話中背負天球的泰坦神阿特拉斯，在云岡和敦煌的石窟里，化身大力的佛教徒形象，背負著繁重的中國佛塔；云岡和敦煌的建筑雕像中，也能見到古希臘愛奧尼克式柱頭……由此視角來看，大衛雕塑與敦煌佛像，有著血緣上的聯系。
敦煌石窟的雕像和壁畫，在一千長年中展現出一條中外文化混合演變的脈絡。
及至唐朝，中原畫風強烈陰礙到敦煌藝術。傳世繪畫中，唐代及以前留存下來的屈指可數，如唐代畫圣吳道子，沒有一件得到普遍認同的真跡流傳。幸運的是，敦煌壁畫卻凝固下了他的畫風，大批衣袂飄舉、筆法恣意的人物畫，被以為承繼了吳帶當風的風格。第103窟的一幅知名維摩詰像，主體部門只用線條勾勒，少少著色，以極為自信的線描筆法顯現出維摩詰外放的精神狀態。
趙聲良辯白說，吳道子的代表風格，是以線描造型在畫面中造成氣勢和感染力。莫高窟可以見到不少線描藝術的勝利之作，說明相當一批洞窟是由那時的高手完工的，固然沒有留下名字。
敦煌壁畫也保存了閻立本、周昉、張萱等唐代畫家的畫風。兩晉隋唐佛教盛行，名畫家在長安、洛陽寺院中作壁畫，蔚為一時潮流，可惜，都城的寺院早已化為煙塵，而西北邊疆的牢固洞窟里，卻幸運地留下了他們的筆墨基因。這是中國美術史一份絕無僅有的檔案。
以樂僔和尚開窟為出發點，一千長年中，莫高窟歷代都有開鑿。至今，莫高窟保留著735個洞窟，此中492個洞窟中有2024多身彩塑、45000多平方米壁畫，相當于近15萬幅《清明上河圖》的面積。這些藝術品，紀實了過份一千年的美術史。
置身敦煌石窟，人們會有一種奇特的感受：很少能在一座古跡里見到歷代古代人留下的如此真實的陳跡。每一代開鑿、擴建、改建都留下了印記，層層相累，叮叮當當鑿擊巖石的聲音，依稀從巖縫散發出來，在空中回響。初建時的鑿痕，重修時的補充，滅佛時代的暴力搗毀，村民占窟做飯熏黑的墻體，歷代的題記……細節之處充實世俗之味，讓敦煌洞窟同時成為一千長年人類陳跡的博物館，也是一個連續不斷變化的生命體。
北宋之后，中原王朝中央南移，海上絲綢之路漸漸代替陸上絲路。1372年，明朝在西北設立嘉峪關，敦煌被棄置在關外。敦煌日益冷落蕭索，回歸放牧之地，莫高窟也逐步被眾人遺忘。
直到500長年后晚清，一個從大小而言可以被輕忽不計的洞窟不經意中被打開，莫高窟才重新被發明。這一次，它不僅被中國人看見，也被全世界矚目。
藏經洞的百年漣漪
在通往莫高窟的必經之路上，一座兩層樓高的塔幾乎立在途徑正中心。這是一座墓塔，主人叫王圓箓，更為人所知的名字是王道士——便是那位發明了藏經洞，又讓歐洲探險家將敦煌文獻一箱一箱運走，令敦煌從此成為中國悲傷之地的王道士。
大概是1899年，戊戌變法失敗第二年，八國聯軍將在一年后攻入北京，帝國風雨飄搖。一位云游道士來到莫高窟，在雕零的寺廟里住了下來。他盤算在這里長住，把寺廟對面的洞窟清理清理，粉刷一遍，用道教雕像替換佛像，改成道教的靈宮。
此時，洞窟開鑿的聲響早已沉寂，彩塑和壁畫在風塵中褪色，當地黎民偶然捐資重建一些佛像，或者給黯淡的雕像重涂上鮮艷的顏色。但跟著敦煌的蕭條，大多數洞窟冷寂下來，寡言地過了五六百年。
廢棄這麼長年，多數洞窟都已積滿沙塵和崩落的巖體，底層洞窟更是到達封門的水平，王道士請了幾位店員幫他清理。1900年6月22日那天，一個店員掃除沙土時，發明甬道一側壁畫出現了縫隙，透過縫隙，好像看見有暗室。半夜，王道士和店員將壁畫鑿穿，燭光之下，面前的暗室里碼著密密麻麻、層層疊疊的白布包，一直堆到窟頂。拆開來看，每個白布包裹著十來卷文書。
事情便是這麼詭譎。莫高窟少則數十個中大型洞窟，偏偏這一個坐落在荒寺對面，被王道士選中，正好是藏經洞的所在。藏經洞開鑿于晚唐，十分狹小，不過一張北方土炕大小。然而便是這麼一個小小的洞，隨后開啟了一門環球顯學——敦煌學，也激蕩出中國百年學術憾恨、奮起和復興的變奏。
王道士流傳下了一張照片中顯示，他個頭矮小，穿戴肥大的道袍，站在石窟前的廊柱下咧開嘴笑，額頭擠出滄桑的皺紋。小時候故鄉連年旱災，食不果腹，成年后四處云游，這些苦日子讓他面露苦相。給他拍照的是英國探險家奧雷爾·斯坦因。王道士發明文書以后，連續不斷挑出一些送給官僚士大夫以換取功德錢。敦煌發明古代文書的動靜隨即散播開來，在新疆和甘肅察訪的西方探險家循著行蹤來到此地。
1907年，斯坦因第一個到來，將藏經洞翻了個底朝天，用四個馬蹄銀（相當于200兩銀子）換走了29箱材料，包含有270個漢、藏文冠天下娛樂城官方連結包裹，以及更多非華文文獻和美術品。不到一年后，法國人伯希和也趕到，以500兩銀子換走了6000多件文獻。斯坦因和伯希和都是受過學術培訓的學者，他們精挑細選，帶走了藏經洞里最具有學術研究價值的精華。
藏經洞里5萬多件文獻和藝術品的主體，是漢藏文佛經和佛畫，另外一部門為梵文、于闐文、回鶻文、粟特文等語言的寫本，以及絹紙繪畫、絲織品等。文書中最晚的編年是1002年，藏經洞應該在那之后不久被封鎖，理由眾說紛亂。斯坦因以為是廢棄的佛典，伯希和以為是為了隱匿西夏入侵，榮新江和殷晴等學者則以為，有可能與1006年黑韓王朝滅亡于闐國的戰事有關。位于新疆和中亞的黑韓王朝信奉伊斯蘭教，攻破西域于闐國后，對于闐佛教造成摧毀性打擊。大量于闐人逃往與于闐有姻親關系的敦煌，促使當地佛寺三界寺將佛典藏在洞中，以備黑韓王朝東進。而藏經洞中也發明了相當完整的于闐文佛典，也許便是東逃的于闐人攜帶而來。
對于敦煌文書的流失，彼時的晚清學術界一無所知，也并不感嗜好。1908年8月，伯希和路過北京，在京師圖書館，他并不隱瞞地通知館長繆荃孫，敦煌千佛洞藏有大批唐人寫經，他挑出了唐人《沙州志》、西夏文書、回紇文書、宋代及五代刊板。但也許清朝學者的眼里只有四部典籍，也可能由於沒見到實物，當天的日記中，繆荃孫只淡淡地記了一筆：奇聞也。
次年，伯希和再度來京時，隨身帶了五十幾件藏經洞文書，請羅振玉等中國學者觀看。直到此時，中國學者才第一次確知敦煌文書的存在，羅振玉讚歎，這是極可喜、可恨、可悲之事。
學者們提請清學部去敦煌蒐集剩余的文獻，亡羊補牢。清學部撥款6000兩，責成甘肅官場去辦，可這些錢大多被敦煌官場扣留下來，修孔廟和城墻，只給了王道士300兩。王道士很不滿意，偷留下一些文書，隨后幾年，日本和俄國趕來的探險家以及重返敦煌的斯坦因，都沒有白手而歸。
可以說，清末中國的學者是書齋中的士大夫，完全沒有斯坦因、伯希和那樣的學術敏感，也沒有任何技術考古學的培訓，所以敦煌寶藏的流失是那個時代的必定結局。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央博雅講席教授榮新江這樣評價。
斯坦因和伯希和帶回歐洲的敦煌文書和洞窟照片，在歐洲學術界和藝術界激蕩起漣漪。十長年后，伯希和在法國出版六冊《敦煌石窟圖錄》，公布了300余張莫高窟的照片。他們帶歸去的西域古語言文書，則推動了歐洲西域古語言研究的極大先進，中國學者將用一個世紀來追趕。
在歐洲發端的漣漪，便是敦煌學。20世紀20年月，學者陳寅恪在《〈敦煌劫余錄〉序》中預見道：敦煌學者，今天世界學術之新潮流。這是敦煌學被首次提出，重要指對敦煌藏經洞文書的研究。后來，跟著敦煌石窟的保衛研究、敦煌漢簡和吐魯番文書、西域文書出土，許多學者以為，敦煌學范疇應當擴大到藏經洞文書之外。
敦煌僅是唐朝的一座邊境小州，但一直以來，關于敦煌的研究著作，卻大大過份大唐都城長安，可見敦煌學的興盛。
敦煌學從一開始便是一門國際性的學問。榮新江以為，從羅振玉與伯希和的交往，到后來源屆敦煌學研討會，這種跨越國界的傳統維持不變。
敦煌學由此成為現代另一條聯繫東西方的紐帶。
上世紀70年月后期，由于數十年中外學術交往的中斷，中國的敦煌學落后于海外，急迫需要與世界覆原切磋。1981年，日本京都大學教授藤枝晃受南開大學之邀舉辦敦煌學講習班，而就在此時傳出一個不和平音符，學界傳言，藤枝晃在南開說了句：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這句話讓一些中國學者q8娛樂城經驗分享十分不滿，不過，后來據榮新江向幾位在場聽課者查問，藤枝晃并沒有說過這句話，而是介紹他的一位中國東道主為了請大家珍視這位異域敦煌學家而說的。
但流言既出，為中日敦煌學界切磋埋下心病。1988年，據說藤枝晃要來北京加入學術研討會，時任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季羨林為那句話改了兩個字，提出敦煌在中國，敦煌學活著界的說法，格局剎那打開，消除了中日兩國學者的隔閡。
這句流言所折射的自尊情緒，在客觀上也刺激了一代中國學者和學子。從革新開放起，中國學者奮起直追，已將中國敦煌學提拔到一個世界主要的學術中央。
但榮新江以為，敦煌學是一門世界性的學術，敦煌學需要一種世界主義的精神，中國的敦煌學需要具有一種胸懷遼闊的國際視野，而不應抱有一種狹隘的情緒。
上圖：與莫高窟隔河相望的王道士塔。下圖：莫高窟對面的常書鴻故居。攝影本刊 倪偉
目前，在西北清澈瓦藍的天空下，王道士塔顯示出巍峨的姿態。游人來來回往，少少有人停下來打量兩眼。王道士牽引過人們復雜的思緒，他生前已遭受當地大眾的責難，1931年去世后，他的門生得到當地士紳們的許可才為他立了碑。往后，商量的視野逐步開闊，敦煌文書的流散究竟應該歸咎于這個不知道士的愚昧和貪婪，還是外國探險家，抑或是那個動亂的年月，聲音逐步多元起來。如今，他的墓塔如此完好地保存著，就矗立在莫高窟一河相望的對岸，這是單純的文物保衛，還是對那段令人唏噓的歷史的警示？
常書鴻臨摹莫高窟第103窟。
超越時代，超越國境
途經道士塔，越過宕泉河，在莫高窟知名的九層樓對面有一組大略的院落，院門上掛著一個牌子——敦煌研究院院史陳設館。這里最早是兩處寺廟，1943年，常書鴻來此創建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時，將這里作為辦公室和宿舍。
常書鴻的宿舍如今依然保存著，里間有一個土炕和一張書桌，外間擺著桌椅，一側墻角立著簡略書架，另一側立著一只木柜。柜頂擺著斷臂維納斯石膏雕塑，墻上掛著一小幅油畫，他在敦煌大略的角落里擺放下自己的巴黎回憶。
當年前提可太艱辛了，他們那代人喝的都是咸水。本年3月初的一天中午，敦煌研究院文物數字化研究所副研究館員余生吉在院史館轉了一圈，感觸起來。他80年月末來敦煌工作時，倒不必喝咸水了，但也得從很遠的場所運水過來。敦煌的工作和生活前提直到本世紀初也算不上暢快，敦煌研究院保衛研究所所長于宗仁2024年剛進院時，全院最進步的設施只有一臺顯微鏡。
常書鴻初識敦煌是在上世紀30年月。他在法國巴黎高級美術專科學校留學時，一天，在塞納河畔的舊書攤上，他不經意中翻開一部名為《敦煌石窟圖錄》的畫冊，編者是伯希和。他被前所未見的景象震驚，從那一刻起，他主動將自己的運賭場娛樂城比賽成績分析氣與敦煌綁定在了一起。
敦煌生活前提之艱辛不必贅述，與巴黎的生活簡直天堂與地獄之別。沙漠里的生活，無異于俄羅斯人在西伯利亞經受的苦役，常書鴻將那種生活形容為服刑。他是心甘情愿的，但別人并非也愿意。他勸說不愿來敦煌的老婆前來，帶著12歲的女兒和2歲的兒子。女兒常沙娜記得抵達的第一天，常書鴻招待家人的是每人一碗面條，兩只小碗里擱著鹽和醋。常沙娜問爸爸，菜在哪兒？常書鴻尷尬地說，沒有菜，明天宰羊，吃羊肉！常沙娜后來體會到父親的不易，他在艱辛的環境中，還要連續不斷安慰世人。而國民政府還經常扣下他們的工資，讓一切雪上加霜。
莫高窟非命中的萬幸，是遺留的彩塑和壁畫再沒有受到大批偷竊。這無疑要歸功于常書鴻那代人從40年月開始的機構性保衛。
這些斑駁的院落，保存著敦煌研究院創始期間的景象。最初的半個多世紀，敦煌研究人員始終依附精神氣力堅定。敦煌的藝術在某些時刻給了他們氣力。當常書鴻的老婆登報跟他解除關系時，他在懊悔、絕望和惱怒之余，想起莫高窟壁畫《薩埵那太子舍身飼虎圖》，被一種斷送精神留在敦煌。樊錦詩與丈夫兩地分解的19年中，最苦惱納悶的時候，她經常去看第158窟那尊巨大的臥佛，在佛神圣的涅槃境界中得到清靜。
20世紀，敦煌研究院歷常常書鴻、段文杰、樊錦詩三任頗有遠見的院長。最為難得的是，他們預見性地為敦煌教養了一批儲備人才，直到今日依然是中堅氣力，甚至成為世界級學者。這在地處偏僻、經濟落后的沙漠之城尤為不易。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張小剛目前最主要的任務，便是將敦煌石窟考古教導《敦煌石窟全集》的編寫和出版連續推進下去。2024年，《敦煌石窟全集》出版了第一卷，2024年，第二卷已經編寫完工，正進行編制工作，即將出版。這兩卷都由樊錦詩主持編寫。在樊錦詩的傳授下，第三卷也已經啟動，第四卷開始籌備。而依據上世紀90年月樊錦詩牽頭規定的安排，《敦煌石窟全集》一共洋洋100卷。
之所以要編寫考古教導，之所以速度如此遲鈍，樊錦詩曾辯白過，考古教導便是為石窟作二十四史，要求科學、系統、全面，難度和復雜性，遠超人們的想象。考古教導是洞窟最詳盡的紀實，重要用文字、測畫圖和照片三種方式，紀實洞窟的每個細節，細到每個壁畫人物飄帶的外形、每尊彩塑殘損的缺口。而紀實的同時必定陪伴著研究，可以說，一個洞窟假如沒有寫出考古教導，就不算被讀透。考古教導可以成為研究、保衛等各項工作最精確的根基材料。
張小剛2024年從武漢大學考古學技術結業后，進入敦煌研究院。27歲那年，他就在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上獲得面向環球頂尖學者講話的時機，當他戰戰兢兢解散發言時，都沒注意到全場為他鼓了兩次掌。從地理角度來看，敦煌偏僻、貧瘠、艱辛，但在學術的地圖上，敦煌始終是一個世界矚目的中央。在敦煌所做的工作，很容易被環球看見。
在現代，敦煌依然可以在中外文化交往上蒙受著民心相通的作用。
敦煌學大家季羨林曾說：世界上歷史久遠、地區廣闊、自成體系、陰礙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場所只有一個，便是敦煌和新疆地域。
他不僅從古代中外文化切磋的角度看敦煌和新疆，也從未來的角度寄予期望。他以為從人類發展遠景來看，對文化匯流的研究有其特殊的意義，現在研究這種匯流現象和匯流紀律的地域，最好的、最有前提的恐怕便是敦煌和新疆。
張小剛還曾在日本東京藝術大學拜訪兩年，這受惠于曾任東京藝術大學校長的學者平山郁夫。平山郁夫是極為熱衷于敦煌藝術的國際友人，他推動日本財團捐資，讓東京藝術大學長期無償為敦煌研究院教養文保、考古、美術等技術人員。1985年至今，已有五六十位敦煌研究院人員受惠于這一項目。平山郁夫對敦煌的資助，還蓋住了石窟保衛、生活前提改良等多方面，莫高窟對面的敦煌石窟文物保衛研究陳設中央，也是他促成日本政府無償救濟10億日元建設的。
平山郁夫是一個典型，體現著敦煌文化和藝術跨越國界的感召力，正如他對敦煌藝術的贊嘆——超越時代、超越國境、超越所有價值觀。
敞開的敦煌
今日參觀莫高窟前，必要途經一個預熱環節：先到間隔莫高窟13公里外的數字呈現中央。你將在這里看到兩部各20分鐘的影片，一部是莫高窟開鑿進程的情景再現，另一部球幕影戲，則以8K高清區分率呈現了8個洞窟的內部細節。看完影戲，班車才會將你送到莫高窟。
這是樊錦詩擔任敦煌研究院院長時，為了應對逐年增加的游客做出的變更。途經與美國蓋蒂保衛研究所科學測算得知，莫高窟每天最高承載量是3000人次，將數字呈現中央參加參觀流程后，讓觀眾先通過影片了解一些底細信息，再將原本每人兩個小時的進窟參觀時間減為75分鐘左右，這樣，莫高窟承載量提拔到每天6000人次。
然而，6000張票很快也不夠用了。旺季大福娛樂城首儲優惠時，每日上萬人涌向莫高窟，相當一部門并未提前預約。被拒之門外的惱火，在酷熱的氣象中極易升溫，為了知足參觀需求，敦煌研究院在6000張平凡票之外又開放了12萬張應急票。平凡票能參觀8個洞窟，應急票只能參觀4個承載量最高的大型洞窟。每日，洞窟的抽濕器都會排出整箱整箱的水。而淡季的參觀體驗則要暢快許多，不僅不擁擠，還能比旺季看到更多洞窟，總共12個。
樊錦詩曾經打過一個比喻，觀眾參觀博物館，是去展室看文物，不是直接進入文物庫房。然而進石窟看壁畫和彩塑，就相當于直接進了文物庫房。上世紀90年月，敦煌研究院真的建了一座博物館，便是莫高窟對面的敦煌石窟文物保衛研究陳設中央，呈現了幾個等大復制的洞窟，有的是特窟，有的是不對外開放的洞窟，壁畫都是敦煌研究院資深美術工作者臨摹的精品。研究院但願博物館能分流部門觀眾，但觀眾并不買賬。
文物安全與開放始終是一對矛盾，懦弱敏感的壁畫尤其如此。在國外，一些保留著壁畫的洞窟從不對外開放，而是復制壁畫或整個洞窟，專供游人參觀。
敦煌研究院則但願在開放與保衛之間尋找一條均衡之道。在長期研究根基上，敦煌研究院創建了莫高窟風險監測預警體系。現在莫高窟大部門洞窟內布設了各類傳感器，即時采集溫濕度等數據，當監測數據過份閾值時，系統就會向開放和控制決策部分工作人員發出預警。
陰礙壁畫安全保留的主要的指標之一是濕度。濕度的升高會發憤崖體和壁畫中鹽的活動，鹽的溶解與結晶連續不斷交替會導致皰疹、酥堿等病害的產生發展。莫高窟窟內濕度一般場合下約為20％至30％，一旦有人大批進入，假如遭遇降雨氣象，濕度快速上升，到達63％就會發出預警。包含有濕度等相關環境的閾值，是敦煌研究院與蓋蒂保衛研究所途經十長年研究測算出來的科學結論，并非憑人為感到。
敦煌研究院保衛研究所所長于宗仁說，比年當地極端氣候在增多，尤其是暴雨洪澇。近20年來至少有4次連續降雨后，上游山體匯聚的降水涌入宕泉河，在莫高窟前漫出河堤，造成險情，連續高濕環境也加劇了壁畫病害的發展。
壁畫的保衛與整個莫高窟生態系統關系親暱。保衛壁畫不僅要保衛壁畫本體，還要確保崖體的不亂，風沙防治、生物防控等生態環境的疑問都是文物保衛的主要內容。于宗仁說。而生態變好了也會產生新的風險，比如近些年數目增加的野雞、野兔等小動物在崖頂上來往跑動，會導致小石塊從崖頂掉落，恐嚇到游客安全。文保人員采取措施驅離小動物，也正在研究更多手段，以期更大水平減低崖體頂部落石的風險。
前些年敦煌研究院還建成了文物保衛多場耦合實驗室，這在內地文化遺產領域尚屬首次。實驗室的夏季倉、寒冬倉春風雨倉可以24小時運轉，真實模擬差異天然環境對大型遺址的陰礙。土遺址的許多疑問，都有可能在這個實驗室得到謎底。
關于莫高窟，樊錦詩曾說過一個毒辣的事實：莫高窟的消逝是不可阻擋的。由於天然紀律不可逆轉，所有石窟終極都將消逝不見。現代敦煌人的任務，是權力延緩它衰老、生病、消亡的生命進程。
但這將是一個長達千年、萬年的漫長過程，比擬之下，人的生命卻如流星短暫，每一代人都是過客。鳴沙山東麓這一排排洞窟內外，時而繁榮，時而蕭索，時而沉寂，輪迴往復，如今，疫情之后，熱烈又將重返。
參考資料：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樊錦詩《我心歸處是敦煌》，趙聲良《敦煌石窟藝術簡史》，常書鴻《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巫鴻《空間的敦煌——走近莫高窟》，斯坦因《發明藏經洞》
發于202443總第1086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題目：重返敦煌
：倪偉（nieichinanescn）
